郭迪：用80年时间研究孩子

　　　　　　　　　　

　　　　　　　　　　

上海交大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的郭迪教授，是我国儿童保健事业的开拓者和发育行为儿科的创始人，即将迈入期颐之年的他依然时刻关心着儿童保健学科的发展，作为新中国儿科医学事业的创建者和见证人，他从医、执教、著书、立说八十余载，把保护儿童健康作为自己的毕生心魂相守的事业……

初夏，在郭迪教授过完100岁生日的一个午后，记者轻轻敲开他的家门。近两个小时的交谈，坐在沙发里的郭老总是把背挺得笔直。他说，坚持这个习惯，是为了在面对患者时能表示一种尊重。

郭老这样总结他的一生：近四十年是在旧社会度过的，走的是坎坷不平的道路，事业追求凭的是一己之力；解放之后，虽然道路仍有曲折，但社会主义新中国为儿科事业的发展提供了优越的条件。如今，桃李满天下的老人仍然在关注后一辈医生的发展，关注着儿科医学的脉动。

做儿科医生是最幸福的

郭迪教授大概完全可以称得上是中国儿童的守护者。他几乎时时刻刻生活在孩子的问题里，哪怕将至期颐之年，他仍然拿着放大镜在儿童医学杂志上“漫游”，倾听孩子的声音。

他用了80年的时间研究孩子。他是现代儿童保健医学的领导者，也是最先在临床医学中倡导预防保健概念的创新者。因为他，预防保健不再被看作是医学领域里可有可无的小开关，而是关乎中国未来一代健康成长至关重要的一环。

“我一生都在研究孩子，”郭迪说，“世界上没有两个完全一样的孩子，他们长得高不高，胖不胖，肚子痛不痛，或许都与生理无关，而恰恰在于给他们什么样的环境。”

他悉心研究孩子，把自己的子辈、孙辈当做“小白鼠”，他亲自制作了一盘录音带，上面记录了孙女牙牙学语时每个阶段的语言，以研究幼儿智力发育规律。他从自己的孩子们身上抽血试验，研究他们的生长规律。为更多了解中国的孩子，他奔波在上海的工厂、学校里；他沿着海岸线南下，直到海南岛的渔村内。生长、营养、心理，每一个细节都是他研究的方向。他说：“做儿科医生是最幸福的。因为只要看到一个个孩子摆脱病痛，蹦蹦跳跳地站在你面前时，你就会有一种莫大的愉悦。儿科医生大多长寿，这得感谢孩子们，我们像他们一样无忧无虑地生活着，被他们所感染。”

郭迪的步履如今变得缓慢，可他的心却依然跳跃。他坚持让学生们给他从美国订购原版《国家地理杂志》，坚持每天看时事新闻，他的心没有深锁在丽园路的家里，而是飞驰在他热爱的地方。

他说：“做医生，做医学研究工作不能闭塞，而是要接触最为先进的知识，了解社会的变迁。要预防疾病，必须要与世界同步。”

现任新华医院儿童保健科的主任张劲松是他的学生和接班人，她把郭迪教授称为悟得“医学真谛”的人，“他总是看得很远，看得很准。”

郭迪的另一名学生金星明教授介绍，在以往很长一段时间里，多数儿科工作者囿于单纯的生物医学观念，对儿童的心理和行为异常视而不见。直到郭迪先生打破了这样的刻板概念，是他第一个倡导这样一种理念——随着儿童身体的生长，其运动、认知、语言、社交等心理、行为能力的发展，也是衡量儿童健康与否的关键因素。

这样的理念，比当时医学界普遍的观念领先了20多年。此后，郭迪带领学生们走的每一步都要比别人早很多年。“现在的一些医生只注重看病的数量，另一些医生则困在实验室里做漂亮的实验，而郭迪先生却是两者兼备的人，多年来，他在这两方面的成绩都格外出色。”金星明教授说。

这源于郭老从不简单地对待病人，他在用心血看病、行医、著书、做研究。“最好的医生，不仅是技术意义上的，更是人格意义上的。因为医学不仅仅是技术，本质上更是一种精神事业。”

“当医生把病人看成‘动物’时，医学就只是单纯的‘生物学’；把病人看作是‘机器’时，医学就成了理化科学，看病就成了机械的过程。但是，医学不仅仅是一门科学，更是人学。只有把病人看作是社会的人，医学才是社会的医学；只有把病人看作是有情感的人，医学才是人文的医学，才具有人的温度。”

弃工从医投身儿保事业

郭迪教授，虚岁100，身高仅过1.5米，较瘦，看起来极不引人注目。他不苟言笑，除了面对孩子。他让人印象最为深刻的是飞快的步伐，直至80多岁，他的学生依然跟不上他。对很多人而言，他有点让人捉摸不透：

他也许说着说着，突然就走开了，当学生还傻坐在办公室等他时，却发现他已出现在楼下的过道里。他不同意你的观点的时候，绝不会反驳你或者与你争论，而是不再接口继续这个话题，只有熟悉他的同事才知道，“老先生反对了，再怎么劝也没有用”。

郭迪之所以走上行医之路，也是因为他的个头。1927年，他抱着工业救国的愿望，中学未毕业就报考交通大学电机系，并被破格录取，可到了实习的时候，他的个头成为最大的阻力，一些工作无法胜任，郭迪只能弃工从医。

大学毕业后，由医学院推荐，郭迪自费到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进修学院进修儿科学，正是在那里，他第一次接触到了儿童保健医学。也是在那个时候，他下决心从事儿童保健事业。

但是，国内儿保的情况却并不理想。在上个世纪30年代，中国的儿科医学尚没有起步，几乎没有经过专业培训的儿科医师，大部分医院不设立儿科，儿科床位十分有限，更谈不上儿童保健了，加上当时经济及卫生水平落后，疫病流行，儿童发病率和死亡率远远高于西方发达国家，疾病夺走了许多孩子的生命。

他说：“我曾亲眼看到大批患儿被流行性斑疹伤寒、回归热等急性传染病夺去了生命，严重营养不良的儿童骨瘦如柴。儿科医学应该在我们国家占有一席之地，儿科医学工作者理应成为儿童健康的保护者，在当时灾难深重的中国，更需要这样的人，这是我当初选择儿科的原因。”

1937年，素有“南高北诸”之称的两位儿科学泰斗诸福棠和高镜朗先生共同在上海筹建成立了中华医学会儿科学会，高镜朗任首届主任委员。此后，各地的大医院陆续开始设立儿科，与内、外、妇科并列为四大科室。也就在这一年，郭迪从美国留学归来。他成立了自己的儿科诊所，家境贫寒的病人来求医，郭迪分文不取。

1952年，上海第二医学院成立。虽然当时诊所有很好的收入，可为了培养更多的医学人才，郭迪全然不听亲友的劝阻，毅然关闭诊所，成为第二医学院的一员。

“自己的小诊所虽然也能治病救人，但只有投身新的医学事业，才能将医术惠及更多的人。挣钱多少不过是私利，尽己所能让更多的生命转危为安，才是行医的根本意义。”郭迪说。

立业：坚韧和勇气创出一片天

刚刚加入医学院，郭迪就接到了第一项重任——在上海第二医学院筹建儿科系。解放之初，百废待兴，从选择院址、找实习基地，到成立各个教研室，郭迪和同事们四处奔波。1955年，上海第二医学院的儿科系正式成立。1958年10月，上海又建立第一所综合性医院——新华医院，二医儿科系迁至此，郭迪在这里落下了自己的根。

由于种种原因，中国儿科医学始终没有自己的教课书。粉碎“四人帮”后，郭迪拿起了笔，他组织全国9个医学院的儿科著名教授，在一年内完成了121万字的《小儿内科学》。此后，他又主持编写了临床医生急缺的儿科工具书——《儿科症状鉴别诊断》、《儿科基础与临床》等6部书，总数达到600万字。儿科著名教授许积德曾参与教科书的编撰，他说：“这真可谓是旱灾后的及时雨。郭教授对书籍的编写要求严格，精益求精，逐字逐句修改书稿，这些书的出版帮助当时国内众多儿科医生摆脱了知识上‘饥渴’、工作中‘无助’的困境。”

著名儿童保健专家金星明教授从1979年成为郭老的研究生起，一直陪伴在郭老的身边。她至今仍记得，老师当时住在淮海路附近的一处居所，日以继夜地伏案工作，竟将案头的椅子坐穿了。

院系建立起来了，教材也出版了，但学科发展不能一成不变。此前，我国儿科系的教学重治疗轻预防保健。郭迪下决心重拾上个世纪30年代在美国留学时学到的儿童保健学。1977年，他在新华医院首创儿童保健科。他说：“好的医生不仅能治病，更要防病。”

“当儿科医疗模式还是以生物学观点为主流的时候，我们就已率先将研究从生理拓展到心理、社会等层面。当人们只关心孩子吃得好不好、长得高不高的时候，我们将眼光落在了儿童的发育行为，研究孩子说得好不好、学得好不好、脾气好不好。”

郭迪在全国第一个启动儿童生长发育的评测，其中包括有智能发育的测试。“这在那个年代是一个‘雷区’、禁区，给孩子测评智商被视为‘唯心主义’的做法。”许积德记得，就是这个个头小小的倔强老头，顶着所有的压力，推动着测评的工作，最终制作出了全国首张儿童智力量表。

在郭迪眼中，为医之人必须具备完整的人格和坚持真理的勇气。

行医：不仅看病更看病人的情感

郭迪看病不仅看病，更要看人。面对生病的孩子，他总要询问各种看似与疾病无关的问题，如孩子的学习情况、家庭环境、行为习惯等等。在那些久治不愈的孩子中，不乏有因厌学而咳嗽，因厌食而肚子痛的，而他给出的最有效的药方，就是教会家长如何正确帮助孩子在心理上健康成长。

这种看病的方式，让郭迪总是走在别人的前面，陆续完成新中国儿科史上一系列载入史册的研究。

1986年至1990年，为了监测儿童的发育情况，郭迪率先在国内完成了《儿童生长发育保健卡》的研制。在国外量表仅有体重、身长的基础上，又加上了体格和心理两个方面。为此，他组织东南沿海地区的医学院校附属医院，对8000多名0至6岁的健康儿童进行体格及社会心理发育的调查，并根据实际调查资料，绘制了既有体重，又有社会心理发育测查项目的《儿童生长发育保健卡》。在国际专业性会议上，这份来自中国的保健卡，得到了国际权威专家的高度评价。

这份量表至今还在使用，指导着万千家庭如何正确养育孩子，关心着孩子们的身心健康。

上世纪80年代，郭迪以医学家的敏锐眼光，预见到新兴工业的铅污染对儿童健康的危害。他指导博士生在国内首次进行了儿童铅中毒系列研究。本着医生的高度责任感，郭迪带着弟子到处呼吁：为了下一代，必须改善环境！他的学生沈晓明教授所开展的有关铅中毒系列研究结果，最终停止了有铅汽油在上海的使用。10年后，一系列根据研究显示，上海儿童血铅水平明显下降，铅中毒比例明显降低。

为人：同情心不是眼泪是心血

郭迪为人正直、诚实。他淡泊名利，从不与人争什么；他关爱后辈，对学生们倾囊相授。学生们说：“先生的医德让人敬佩。”

郭先生在给孩子们看病时，总是想方设法先驱赶他们的紧张情绪，随后再看病；在听诊前，他总是用手捂热听诊器；诊断完毕，一定会记得帮病人把衣服穿好。查房时遇到孩子们尿布湿了，他亲自为他们换尿布；碰上正午时分，这位和蔼的医生总是先给孩子喂饭，随后再查房，最后才轮到自己吃饭。

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医院开始设立专家门诊，一方面满足一部分人的特殊要求，同时也可让专家的生活得到些许改善，但郭迪却坚持看普通门诊。他希望以此倡导不管是对特殊群体还是普通群体，都应该为他们提供同样优质的服务，弘扬我国社会主义公益性大众性的医疗体制。

洋奶粉初入中国时，就有经销商希望利用郭迪在儿童保健领域的影响来打开市场。面对金钱，他非但毫不动心，反而到处奔走疾呼，提倡母乳喂养，并亲自安排组织出版了一本母乳喂养的宣传画册。

郭迪是一个孝子，他母亲60岁的时候，脚跟部位长了一个黑色素瘤。当时病势极其凶猛，可做完手术后，老太太腿上的大量黑斑居然自己消退。多年后，又一个病人罹患了这种疾病，医生们认为，老太太之所以能自行消退，说明血液内已经产生了抗体，于是请求郭迪能否将老太太的血抽出，为病人输血。那时老人已经70多岁了，早就超过了医学上界定的献血年龄，尽管内心挣扎，但郭迪依然决定，亲自给母亲抽血，为病人输血。

母亲去世后，类似的病人再次找上门来。郭迪听闻，非常后悔，他说：“蛮好把老人的血留下一点的。”

郭先生说，医学不是一项冷冰冰的自然工程技术，而是一项有着“人的温度”的事业。当医学的发展不能完全满足人类需要时，总会显露出一些“不完美”，留下几分遗憾。然而，医学中那份“人的温度”，却可以消弭这些遗憾，让人道主义的阳光温暖人们的心灵，并增强人们战胜疾病和灾难的信心。

在郭先生看来，医生必须要设身处地为病人着想。每个人都曾经或可能成为病人，不免会有种种顾虑和担心。在这种情况下，医生的态度会对病人产生巨大的影响。而这些，很多医生往往都感觉不到。其实，只要医生的态度和蔼可亲些，病人就会从内心里感激他、信任他，可如果医生对病人很冷漠，病人的心就会郁结。善待病人，不但能挽救病人的生命，还能树立他对世界和人生的信心。

对于儿科医生而言，更是如此。在大多情况下，有些病重的孩子通常不会表现出来，这就需要医生懂得倾听孩子的声音，懂得观察孩子的异样。郭迪说：“医生对病人要有同情心，这种同情不是用眼泪，而是用心血。”

心愿：希望能够再设儿科系

如今的郭老先生谢绝了一切活动，可他依然关心现在的后辈医生。他督促学生们学好外语，因为做医生一定要掌握多种知识和技能，要更好地阅读外国文献，与最先进的医学理念接轨。

2005年9月，95高龄的郭迪教授率子女向新华医院捐赠了10万元人民币，作为“儿科人才培养基金”，用于资助优秀青年儿科医师出国培训。

他常对学生们说，做医生不能有半点马虎，做学术必须认认真真。医生对于医学，要常怀敬畏之心，要秉持“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态度。

记者问老人现在还有没有遗憾。他说：“我现在的遗憾是，儿科系没有了，应该要有啊，这是培养儿科医生的摇篮，是我们的未来。”从学生时代立志投身于儿科，到成为我国儿科医学的创立者之一，到将研究重点转向儿童保健事业，指导推动发育与儿童行为学科的发展，郭老先生的生命之火，不仅在风华正茂的青年时代熠熠生辉，而且在精神矍铄的期颐之年依然流光溢彩。他的漫漫百岁人生经历恰是我国儿科医学事业发展的真实写照。